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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和】:我就是想拍照

日期:2018-10-18 13:33   来源:全球摄影网   作者:雍和(图)/吴栋(文)   责编:王胜结   阅读:164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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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曾在《新民晚报》摄影部实习了两个月。

那时,我刚知道雍和,时常听人说起,说他是晚报的首席摄影记者,喜欢喝咖啡。按照我的想象,一个拍了近三十年照片的摄影记者,理应是个大多时间待在办公室里分配任务,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端起相机的江湖传奇。然而,我却很少在办公室里见过他,反倒是在跑些社会新闻时,有很多次在现场巧遇雍和。雍和有时会给我些提点,之后便拍自己的东西去了。那时有关雍和本人的记忆,仅限于此。

不过,对于雍和拍过照片的记忆,我相信许多上海人都会有。那或许是90年代《青年报》上豆腐干大小的一张社会新闻照片,也可能是他近些年在《新民晚报》上的专栏“快门快语”。过去三十年间,雍和坚持记录上海,记录这座城市的巨变。那些在当时看来还属日常的新闻照片在经过时间洗礼后,成了上海人的集体城市影像记忆。

我总觉得,雍和身上有一种理应在他这个年纪已经消失的东西,一种罕见的对于最初理想的坚持。在这次采访开始前,我问雍和,照你的资历,完全可以坐坐办公室,喝喝咖啡,为什么还一直在外面跑?

雍和喝了口咖啡,说:“人各有志,我就是想拍照。”


上海底片

跟现实没关系的,我是不会选的。

吴栋:我一直想知道,你在《新民晚报》里除了拍照,自己会做编辑工作么?

雍和:不做,我只拍照片,最多自己的照片稍微有点梳理,或是一个栏目我自己编,我以前在《新民晚报》有个栏目叫“快门快语”,我做得很认真,编辑就比较省力,基本是我一手做的。一个礼拜一次,一张照片,一篇文字,500字左右,后面越写越短。因为我发觉,现在人节奏快了,不太爱看很长的文字了,人家比较能接受这样节奏地把事情说清楚。我主要是顾着这个栏目,照片都是自己拍。虽然只要一张照片,但我要拍很多。

吴栋:你栏目选的图片都是反映这个礼拜的事情么?

雍和:不一定,但基本上是这个礼拜拍的,最多上个礼拜。每期栏目配图,不可能把一两个月前的照片拿过来,也不是昨天拍的新闻性很强的那种。是话题性的,是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所关心的事情,或是我觉得在这个时空背景下特别有意义的。跟现实没关系的,我是不会选的。因为这是大众媒体嘛,不是专业刊物。我还是要从受众方面去考虑。

吴栋:一般摄影记者都需要及时发稿,你何时开始不用及时发表照片的?

雍和:我从来没有急吼吼过。除非是指派性的工作,要对得起一份工资,我要拍好发表,这是很及时的。但一般来说,我都是选择拍自己有兴趣的东西。这些我就无所谓报纸上发不发表。不求一时嘛。

吴栋:这种照片会怎么处理?

雍和:有很多机会,很早还没有网络的时候,我就与国外关系很密切,比如港台的中文报刊、路透社、Gett雍和。我向外发稿在上海是很早的,90年代初就开始弄稿子了。那时国内很少有人向外发稿,要靠邮寄,蛮烦的,邮局像专门审查你一样,他们都要看过才能给寄。

吴栋:那时你就受到国外的影响,现在看来,你觉得哪些影响是给你有帮助的?哪些又是应该舍弃的?

雍和:其实一开始,我是很看重它带给我的各类信息的。举个例子,黄浦江上的大桥要奠基了,他们信息有时比我们还灵通,我们只有报纸登了才知道。一开始我会把某一个很具体的信息当回事,时间一长,具体的点不重要,怎么选择那个点很重要。他选择这个是把它放在浦东改革开放里,是浦东开放要造桥。它给我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受益最大。不过他们也有些信息,我觉得是西方误读了中国,有些事情中国很早就有了,但他们是第一次听说,觉得很是新鲜,向我约稿。我稿子还会继续给他们,但我不把它当回事,因为有思路在的话,我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所以到后面,他们指令的活越来越少了,更依赖你提供信息给他们,因为我在上海。

偏偏轮到我 1982年

现在信息多了,好像是泛滥了,但真正有观点的信息少了。

吴栋:你当时是拍完照片回来整理,还是项目制的工作方式?

雍和:这是有点变化的。我在《青年报》的时候很忙,一方面要做摄影部主任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我自己要拍片。拍片要给《青年报》、《生活周刊》供稿子,那时不太可能有时间保证你去拍一个专题。好处是,你比一般人接收的信息要多很多。特别是九十年代,上海正是飞跃的时候,每天会出现很多新的东西,也有许多东西一夜之间消失了,你会来不及拍。那时是那种散点式的,蛮难静下心来盯着一个专题,像挖井一样挖下去。这片土地太广了,你就算广种薄收也不得了。九十年代初我也拍过专题,那时工作比较轻松,我用2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礼拜的工作量,有时间拍自己的专题。但到了《青年报》以后,就没有时间去拍。我觉得如果把我收到的很多信息点抛弃掉,而去深挖一口井,有点舍近求远。艺术家可能挖一口井比较好,我从来没把自己定位为艺术家,我在大众媒体里做,不能说为大众拍,但至少是给大众看的,不能太象牙塔。但我也不反对专题,只是因为结合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半径来讲,我的半径可能比别人大得多,为什么要把这些丢掉呢?我觉得这没意思。但我现在因为不跑日常新闻了,会盯着几个我有兴趣的东西。以前我是不太可能这样去做。

吴栋:是不是因为当时拍的人少,你可以传达各方面的信息。现在获取图片更容易了,更适合集中一个点深挖,可以这么说么?

雍和:现在信息都是碎片化的,你一天接触的可能是非洲的,或是中南海里的,真正有用的,你还是会认真读。但它们往往会被埋没掉。从我个人经验来讲,比如谁的博客好,我就会盯着他的博客看。他有他的公信力,我从他那里获得信息。现在信息多了,好像是泛滥了,但真正有观点的信息少了。观众获得信息的同时,还要看你是怎么解读这个信息的,这其实对拍摄者的要求更高了。因为以前图片稀缺,你只要拍清楚,传达出去,使命就完成了,但现在传输便当太多了,你看我以前要跑邮局,现在我马上就可以传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竞争的标准不一样了,你要有观点。现在如果讲猎奇,很难做到了。八十年代,中国人连西藏是怎样的都不知道,现在不要说国外了,非洲、北极、南极都了解了,还有哪块村庄有人没去过?你要靠猎奇那些从没被人看到过的新闻来活,太难了,可能一辈子只碰到一次两次而已。你要从大家都看到的东西里去提炼,去解读,这才是你区别于别人,别人需要你的地方。现在,特别是针对公共议题去发表看法的并不多。照片其实是可以对一件事物发表议论的。

防贼岗哨 1990年

吴栋:我记得你说过,像失火这种新闻,今天这里失火了,明天那里失火了。这种每天发生的对你来说就没有吸引力。你对现实的敏感,是怎么开始有的?

雍和:一点点来的,不是一下看几本书豁然开朗的。可能有几件比较大的事。1988年挺重要的,1988年之前我也玩光影,那时我也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1983年左右,那时的标杆是港澳台沙龙啊,国外资讯很少,你看到的所谓国外就是港澳台这些。这个到一定时候就会厌倦,也不是别的思潮给我的冲击,就是我自己觉得,多拍就那么回事。光影只要天好,有景,曝光正确,有什么难的,那时自己有点不满足。后来,因为我喜欢写诗,写一些朦胧的、比较有象征意义的诗,拍的照片是有点象征意义的,一眼看不清楚的,我会赋予这个影像许多意义,像有一张叫《默默地燃烧》。1987年我到西藏去拍了许多照片,也是类似这样的。我不追求很具体的故事或情节,只是追求某一个影像和我心里预想的契合度,形式与以前拍沙龙完美的东西有点相悖。1987年我参加过一个“上海七个记者联展”,我在记者里算小字辈的,别人都是比我大十岁二十岁的老记者了,一人大概展二十张照片吧,在老的上海美术馆里展出。展出时,我拿的二十张照片与其他六个人完全不同。他们是很叙事、很传统的新闻照片。我的二十张照片都是比较朦胧的,一眼看不透,好像要琢磨一下,有点哲理的。当时没有新锐这个词,但实际就和现在的新锐差不多。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照片在这样的氛围里会很强烈。

201810181607529417.jpg

默默地燃烧 1985年

吴栋:你拍的时候对这个意义清楚么?还是你也是朦胧的?

雍和:讲穿是有点故弄玄虚的,显得我好像更高级,有思想,有哲学意味,有符号性,有点象征意义在里面。我赋予它更多思想的东西,有很多我自己都吃不准。我甚至写过一句话:当你在我的照片面前,看的时间越长,越不明白,我的审美价值越高。潜台词就是不要你看懂。我有段时间是这样的,不过后来厌倦了。

带功报告 1992年

因为现实给你的刺激太大了,一会儿辣一会儿甜的,你怎么会对现实没想法?

吴栋:我总想如果你没有做新闻摄影、纪实摄影,会不会最后成了个观念艺术家?

雍和:照现在看来不太会,我是在现实里起伏不定的人,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17岁一下子下乡,我在农场九年,这九年做了许多很苦的工作。在里面有段时间混得很好,也有段时间混得很差。我结交过许多好朋友,有的当了大官,也有的被枪毙了,三教九流都有,我在现实里看到很多种可能。我自身也是,一会儿日子很好,一会儿很苦,还做过卖票员。假使这样的一个人,对现实还没有看法,那真是太糊涂了。你必定对现实是有想法的,因为现实给你的刺激太大了,一会儿辣一会儿甜的,你怎么会对现实没想法?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我可能对现实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我以前,在农场里就开始写诗了,为什么写诗?苦闷嘛。那时写诗又不时髦,我只有一个发泄的地方,其实那时我是很颓废的,我就把它们埋在诗里,借这种来表达。所以,我是对现实有想法、有痛感的人,发泄只能写诗,拍照一上来玩的是沙龙,后面我想通过拍照来抒发自己,所以到一定时间又不满足了。可以直接讲出来为什么不讲出来?88年有个国际摄影周,是TIME、美国联系图片社、国家地理杂志、法新社到北京办的一个新闻摄影周,同年荷赛第一次在中国办展览,这给我有点刺激的,让我觉得照片也可以这样拍。以前没网络,你不知道外面照片是怎么拍的。后来韩少功办了本杂志叫《海南纪实》,也是对现实很冲撞的,我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照片。那时你会觉得拍照很有趣,你发表一方面有稿费,更重要看的人不是几个摄影朋友,可能是大学里的老师,你的父母亲你的邻居,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医生,不是喜欢摄影的人都会对你的照片发表看法。这会刺激你,你会有成就感。

吴栋:你觉得你自己的哪一段是最有成就感的?

雍和:都有一点,理智地想,每一段都有它的合理性,比如最早我拍有点沙龙性的,你不能说它完全不好,它也训练了我对光影的敏感性,对构图的讲究,对影调的追求。现在我不说,因为它成了我的本能了,我也考虑影调,但我不会在现场花很多时间考虑这个。就像学自行车要转弯,开始是硬转,一旦会了,该转弯自然就转了。你也不能说你在学自行车的时候多蠢,都是这样过来的。

吴栋:等于说,你骑车要骑到哪里去就是要拍什么。把握龙头就是训练。

雍和:目标是很重要的,你究竟要去哪很重要。过程可能是很开心的,也可能是比较寂寞、孤单的,甚至是痛苦的。一条路你可能以为是直通的,但现实是很弯曲的,你不能说弯路是不好的,弯路可能给你带来些别的,认识些朋友,他们又给你一些新思路。以前我会觉得冤枉,但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但是有个前提,你要会反思。像我在农场九年,浪费青春么?17岁到26岁,最宝贵的时间,我在农村种田,你说我浪费么?相当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浪费的。但我现在看看,它锻炼了我的坚韧不拔,还有就是和人打交道。我们连队四五百人,二十四小时在一起。你和同事最多接触八个小时吧,八小时之后你和他们没什么关系,除非是很好的朋友,你是很独立的。我们没有隐私,永远在集体中,任何事情你都要考虑到别人,观察别人。这点你在书本上学不到。虽然我可能花的时间太多了,但上帝这样安排肯定有它的道理。我在农村割稻子,那里田宽50公尺,长700多公尺,你知道头在哪?要花多少时间?你不要管它,只要认准目标,一点点割,总有一天会割到。这是培养你毅力的。但你不能割歪掉,否则就割到沟里去了,认准目标慢慢割,但不能停下来。一切痛苦,一切败弱,哪天你能翻身了,这些不好的东西,都会成为你的财富。但假如你没有反思能力,就永远是你沉重的包袱。我觉得农场里的九年就是我财富的一部分。

学踏自行车 1995年

纪实摄影的黄金时代,在中国会过去的,就像GDP经济发展速度一样。

吴栋:你目标也很明确,做了三十几年,有没有厌倦过?

雍和:没有,我觉得做不完,东西太多。

吴栋:因为你拍的东西本来就是根据外界变化而变化的。

雍和:对,我刚才说我厌倦过两次,因为那有个模式,找不到突破。它的突破是有极限的,上海拍不行,我要去浙江拍,浙江拍没劲了,去西藏拍,寻找新的景来填充自己。后来拍莫名其妙的照片,我觉得很有趣,让我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显得不一样,获得很多掌声,但到一定程度又是一个瓶颈,好像我自己的话也没说透,有很多故弄玄虚,只是别人说好,好什么?也是莫名。正好碰到另外一些机会,普雷基、韩少功、接触国外。现在国外新闻纪实走得也很艰难,一个是它以前的高峰过了,社会动荡期也到了。其实任何现象不是一小批先锋的人想出来的,是社会推出来的,绝对是这样。我相信,纪实摄影的黄金时代,在中国会过去的,就像GDP经济发展速度,以前都是两位数的,现在保8保7都危险,都是这样。经济体量大了,速度会越来越慢,这是全世界国家发展的趋势,中国不可能例外,没冲突,没有戏剧性,平稳了,就难拍了。

吴栋:你如果做展览,也不会放在美术馆。

雍和: 我也有私心,如果要我放美术馆,我也想的,弄得很纯粹很艺术,有什么不好,而且现在这个社会,艺术很吃香的。但我们国家,摄影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艺术和新闻纪实不分。

推销猕猴桃 2002年

吴栋:你心里的线在哪?

雍和:我举个例子,欧洲搞新闻的人搞新闻,搞艺术的还是搞艺术。我们这里许多搞艺术的中坚力量是一批记者,我觉得这不对的。他们是觉得记者做不下去了,我不是说他本人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现在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有些记者拿的是新闻传媒的工资,心里惦记做的是艺术照片。可能是我的想法比较传统吧,我觉得搞艺术就是搞艺术,搞新闻就是搞新闻。

吴栋:但说实话,现在摄影记者的生存环境不如以前好了,如今拍纪实如何才能突破才能生存?

雍和:好照片还是卖得出价格,但不是走进画廊,你可以卖给好的纸媒或是网站,当然不能和艺术品比,但它是个可以经常进行的活动。不管什么时代,好的产品还是能够销售出去,它的关键是要有种不可取代性,不能和别人同质。我可以说好照片并没有泛滥,别人还是愿意用好的价钱买你照片。

吴栋:你会给你的家人拍照么?我看你说你一开始是帮你太太拍。

雍和:拍得少。她觉得我帮她怕不动脑筋了,她要你把她拍得漂亮点,皮肤白一点。我越到后面想拍出她有意思的一面,很多瞬间我都觉得很灵的,但她要温文尔雅的,所以到后面她就不要我拍了。

有些东西会变,需要与时俱进;有些东西却永存,需要坚守不移。

吴栋:我们希望看到能够深刻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现实问题与症候的作品,您对正在创作纪实摄影的摄影师有哪些要说的话?

雍和:我认为纪实摄影,说到底,一是以自己独到的角度,记录社会现状和变化;二是用图像(也与文字或其他搭配)工具,来表达对社会、对人对事的观察和看法。

纪实摄影,不应该是孤芳自赏的象牙塔,也不是雕虫小技的竞技场。做一个勤奋的记录,是最起码的要求,我以为一个真正做纪实摄影的人,应该是有独立思考,对这个世界、社会、时代有看法,他的志向不仅仅拍照片留存,更要通过不同途径传播他的观察和思想,微言大义,进而影响或推动社会的进步。是忠实的文书,也是敏锐的哨兵;是摄影家,也是战士,纪实摄影不能回避担当……

( 文/吴栋 )

合肥路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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