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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焦波

日期:2017-11-24 16:19   来源:北京日报(北京)   作者:李砚洪   责编:王胜结   阅读:1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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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波

1998年,北京,中国美术馆,《俺爹俺娘》摄影展举办。

2013年,广州,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乡村里的中国》作为开幕影片推出。

《俺爹俺娘》拍摄历时24年,《乡村里的中国》从龙年立春到蛇年春节,历时373天。

一部是娘亲父爱、至诚亲情,一部是朴素山野、尴尬乡愁。

从自己的爹娘到大众的乡村,这是焦波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位从鲁中山区农村走出来的摄影家,今天,站在繁华都市的高楼上,又会如何去检视那片生他养他的故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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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到记者

浓黑的长发下,粗糙的面庞上已爬出不少皱纹,焦波像一位敦厚的乡村教师。如果除下那副金属边的眼镜,更像个朴实的农民。一口乡音依稀的“山普”抑扬顿挫,对扣着十指,镜片后边的眼睛不断地闪烁着相应的语词。

与焦波面对面,感觉不到他的功成名就,虽然他是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8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和硕士生导师,虽然国际国内各类大奖拿到手软。

1971年,15岁的焦波从淄博二中初中毕业回到博山区天津湾村,这意味着他将如父辈一样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但生活总有意外的惊喜,一年后,当地政府面向农村毕业生招工,那时在村里,初中毕业也算是高学历了,焦波顺利地被招工,不仅如此,为了补充山区教师队伍的短缺,被招工的焦波竟然荣幸地成了一名教师。经过短暂的培训,焦波来到李家公社福山中学教初中语文。

“对于农村孩子,这是天大的福祉。”焦波为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感慨着,“知道自己底子薄,又不聪明,只有加倍努力了!”向老教师请教、点灯熬油地读书充电。短短几年,焦波已是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了,甚至还以优异的成绩送过高三毕业班。10年后,焦波不但完成了淄博教育学院的大专学历教育,还成了福山中学的校长。

当了校长,责任更大。“事无巨细,都要考虑,但首先考虑的是校园环境建设。”开梯田、修操场,焦波带着学生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福山中学变成了花园式学校,并获得了省里的奖励。“跟教育局长一起去领的奖,一台大彩电。”

兢兢业业当教师做校长的10多年间,焦波爱上了摄影。

1973年,焦波的女朋友,也是后来一直相濡以沫的妻子拿来一台相机,这台蔡司相机是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岳父缴获日军的战利品。黑白影像记录下的生活场景和人物让焦波如醉如痴。

1974年6月8日,焦波为父母拍下第一张照片,直到2007年92岁高龄的母亲去世,焦波持续30多年的摄影专题“俺爹俺娘”以12000余张照片,600多个小时录像,“用镜头留住了俺爹俺娘”。

“给爹娘拍照那天,俺爹摆好了姿势对我说,‘可不敢摁两下啊,对好了摁一下就中,干一天活才挣1毛钱,你摁一下就两三毛。’俺爹心疼胶卷,他知道按一下快门就是一张胶片。”焦波说,“喜欢拍照,可胶卷太贵,做梦都想能找个不花钱又能敞开了用胶卷的工作。”

并非不安分教师工作,可摄影的魔力已把焦波的魂勾走了。

跟局长领奖回来的路上,焦波自掏腰包在一个路边小店请了顿小酒,席间,焦波小心翼翼地跟局长谈了自己新的打算:考《淄博日报》的摄影记者。“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敞开了拍照,这是当时最真实的想法。”也许是乡间酒烈,酒酣耳热的教育局长痛快地答应了他。

其时,焦波在当地摄影圈里已小有名气。经过严格的程序,1985年,焦波如愿成为《淄博日报》摄影记者。“那时,还没听说过有数码相机,全是胶卷的,彩色胶卷都很少。”

进入《淄博日报》,焦波如鱼得水,大展拳脚。

1988年,带着几位年轻记者采摄大型系列报道“淄博边缘行”,历时50天,行程2500里,绕淄博市界转了一个大圈。

1990年,纪念红军长征55周年,《淄博日报》推出“重走长征路”大型连续报道,焦波又带队骑车自瑞金出发,历时8个月,走完红军长征路,发回大量图文报道。

截至1993年,焦波凭借《淄博日报》这个平台,已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大奖六七十个,荣立淄博市一等功,享受淄博市政府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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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十数载

获奖、领奖,几乎成了那时焦波的生活常态。但光环背后的付出又有多少人知晓?焦波一直说自己天资不慧,欠缺太多。唯有执着一念,坚韧不拔朝前走,才能柳暗花明。

焦波的父亲是个远近闻名的木匠,村里的手艺人,经常要走街串巷出外干活,母亲在家里支撑着一家子里里外外。当时焦波家有一盘大石磨,经常用来推磨,磨煎饼糊,制作鲁中山区农村的日常主食煎饼。平时放学后,焦波和姐姐加上大哥,三个人才推得动这个石磨。可每到星期天早晨,母亲舍不得叫他们起来,等他们睡醒,母亲一个人已经把磨推完了。“娘的身高只有1.41米、体重36公斤,难以想象这样一个瘦小的女人,怎么能用一两个小时推完这盘大磨。我问过娘,你一个人是怎么把它推完的?娘说,反正抱着磨棍使劲往前走,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嘛!”

母亲朴实的生活哲学也许是焦波一生受益无穷的动力源泉。

外面的天地有多广阔,对于焦波来说是个巨大的诱惑。淄博很大,又能有多大?外面值得拍的东西太多了。走出去!

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本和执着的念头,1994年,38岁的焦波离开了《淄博日报》,作为特殊人才,进入梦寐以求的《人民日报》。

可是梦想并不总是能照进现实。《人民日报》给焦波安排的工作竟然是与摄影八竿子打不着的三产单位,“说白了,就是想让我去赚钱。”

那是段艰难的日子,怀揣着美好理想的焦波,在现实面前异常无奈。他不会赚钱,谈起摄影,他滔滔不绝,可说到经商,他连小学生都不如。“每月拿1300元工资,花800元在石佛营租房,所剩无几,每月还要回老家。”

既然到了北京,进了《人民日报》,一定要争取回到本行。

最俗的一句励志格言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但这也恰是最现实的写照。2003年初秋,焦波回家探亲期间,离自己家乡不远的临沂矿务局草埠煤矿发生冒顶矿难,9名矿工被困在了数百米井下的巷道中。

焦波来到矿难现场,用镜头一直对着救援现场,整整蹲守了15天,直到9名矿工被全部救援出来。这组照片获得当年《人民日报》摄影一等奖。

因此,焦波从《人民日报》的三产单位,被借调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开始了摄影记者的生活。

这是个利好的事实,但是与承诺相左,落户北京,一直是焦波与这个单位的纠结。当初来北京的时候,父亲觉得儿子这次有大出息了:成北京人了!“但,一直就是在北京漂着,没有户口。每次回家,还不敢告诉父母,只说一切都好。”

工作中,焦波拍摄了许多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有一张朱镕基总理的照片,父亲很喜欢,让我放大了挂在老家,老人家很自豪,逢人就说,‘俺儿在北京干大事,给总理照相’。”

对于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人来说,北京户口很重很重。像一块巨石压在焦波心口。“我想有一天户口解决了,我会发狂的,会砸桌子,摔东西,喝酒,大叫……”

2010年的一天,焦波正在一个展会上采访,突然手机响了,这是焦波等待了十多年的消息:户口解决了。“没有激动,一切很平静,一种无所谓的感觉。父亲早已离世,没有办法告诉他老人家了。”

他没有大叫,也没有砸桌子,没有摔东西……

焦波最后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位置提前退休。“时间不多了,应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干些事。”焦波这样解释提前退休的理由。

其实,到今年,焦波才59岁,属于他的时间还有很多……


乡村的镜像

乡村是什么?

焦波曾给母亲拍过一张在麦田拾穗的照片,配的照片说明是:“平平凡凡的娘啊,你是儿子心中一座至高无上的生命雕像,虽然你那么矮小,站在麦田里,但是你是至高无上的,像雕像一样矗立着……”

木匠行里流传这样一个说法:“百日斧子千日锛,大锯只要一早晨。”焦波曾跟父亲学过几天木工活,对于拉大锯很不以为然,“大锯只要一早晨”嘛,有什么难的?爹却说:“大锯一个人拉不了,要跟人搭伙,讲究个配合,一个人可闯不了社会,到哪里都要讲究个合作。”

从爹娘身上遗传中国农民的基因:勤劳、善良、执著……这是焦波作品的底色。

1998年,焦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俺爹俺娘》摄影展。焦波说:“拍摄爹娘,并不是想搞什么展览,仅仅是对爹娘那份孝心,我学会照相了,应该多给他们照些照片、留些资料。因为爹娘毕竟在我的镜头中一天一天变老,我就觉得怎么能够留住他们,只有照相机才能留住他们,才能留住活生生的爹娘,这样一拍就拍了30年。等我拍了20多年以后,年迈的爹娘身体不好,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他们还在世的时间里,应该把这些作品拿出来办一个影展,要在我母亲生日那天开展,而且要办在北京,让我爹娘来北京剪彩。”

如果说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俺爹俺娘》表达的仅是焦波的孝道、感恩是远远不够的。溢出《俺爹俺娘》的是中国农民伏地而生、挑战宿命的妥协和挣扎。妥协中诞生勇气,挣扎中看到希望。这更是全人类的命运。

《乡村里的中国》是焦波站在另一个高点,用自己的眼睛和镜头审视泥土的厚重、探测大地的温度、书写中国农村的隐喻。

《乡村里的中国》是命题之作。

2012年春节前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找到焦波,让他拍摄一部关于农村的纪实电影,同时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摄制组必须在某个村里至少住满一年,完整记录二十四节气里的农村状态。

“我就是村里出来的,熟悉农村,在城市生活这么多年,也想找个机会深入地去了解下当下农民的生活状态。”焦波喜欢拍这个片子。

焦波拍摄的不是生养自己的天津湾,而是离自己故乡100公里的沂源县杓峪村。这个沂蒙山里的小村子共有167户人家,484口人,不贫不富。

“村子比较封闭,村民的眼神很单纯、干净,比较纯朴。”焦波带着摄制组进村后,就成了这里的第168户村民,门牌上写着“村儿电影社”,剧组在那里待了373天。

所谓摄制组其实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团队,除了焦波,都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在杓峪村养狗、养鸡、种菜、做饭。洗澡的地方就是两间房里拉个帘子,冬天洗澡要去县城,但怕人走了漏拍镜头,不敢轻易去。

 《乡村里的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几乎囊括2013、2014年度中外纪录片所有大奖。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片子里没有一个情节是我导演出来的,没有一句台词是我设计的。”焦波说。

在这个山村,冰箱尚未普及,其他现代化电器使用的频率也不高。167户人家的杓峪村,只有一个人看《新闻联播》。

这个人叫杜深忠,村里唯一一个颇具文艺气质的农民。年轻时当过兵,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培训班,写过小说,但终究没能改变命运。他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成了重点拍摄内容。

“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我觉得熬这个时间都熬得心疼。”这是杜深忠的话。在村里,他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对象,生活方式与邻居们格格不入。焦波说杜深忠“身上体现了农民少有的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邻居们嘲笑他的贫穷与不务正业。天天弄本书在手里头看,没事就在砖头地上练毛笔字,还非要花几百块钱买个琵琶弹。这不把农活全耽误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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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年支部书记,也就是赚了一肚子酒。”48岁的张自恩,一个红脸膛的沂蒙汉子,手指粗糙,肚子隆起。农村的矛盾错综复杂,他做村民工作的场合,经常是在酒桌上。从经济纠纷到两口子打架,把人拉到一起,几盅散白酒下去就容易摆平了。连劝解带开导,有时还得加上几句吓唬。他的尴尬和强势,都被摄入了镜头。

年轻的大学生杜滨才,父亲曾患精神疾病,从小父母离异,缺少母亲关爱。他成绩优异,还被中国青年报评选为“2012年全国自强之星”的提名奖。生活能力也很强,2012年成为山东省第一个大学生中级导游。但他与家庭的矛盾一直是他身上的硬伤。在他大娘和焦波的鼓励之下,杜滨才去看望19年未见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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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劝孩子,“婶子大娘一大群,不如妈妈一个人。”这句“经典台词”让焦波一震,“这样的词汇,再高明的导演也想不出。”焦波说,“在我的想象中,19年没见了,见面肯定会扑上去,抱头痛哭,但那是很拙劣的电影镜头。”

当看见母亲时,杜滨才踟躇不前。进了屋子母子二人攥着手不说话。“我知道哭能打动人,但是不哭也能打动人。孩子在哭,他妈没哭,相互依偎着,他妈妈轻轻拍着他肩膀,‘啪啪啪’三下。这才是他们感情的表达。”焦波说。

杜深忠代表了村里的文化线,张自恩代表了农村的政治线,杜滨才代表了情感线。这是焦波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是作为导演的焦波审视杓峪村的典型角度。

三条线几乎完整画出当下中国农村的典型镜像。

  乡村很美,那些景物的细节描写和长镜头将一个沂蒙山区的小村庄的美表达得淋漓尽致。

  但是这部片子结尾处,那位热爱琵琶的杜深忠对儿子直接地说,如果不是自己出不去,绝不会留在这里。他盼着自己的儿子能离开乡村,离开脚下的土地……

  尴尬的乡愁

《乡村里的中国》成功了。但杓峪村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多少。

焦波拉来一笔钱给村里修了水泥路,另外一家企业给村里捐资建立了一个阅览室。仅此而已。杓峪村本身交通不很方便又没多少可开发的土地,引不来什么投资。这个村子甚至连一家饭馆都没有。

在可预见的将来,这里的变化将一如既往地慢。这或许是中国大多数乡村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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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波说,自己在农村长大,了解农村,关注农村,不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异域海外,思念故乡始终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

《乡村里的中国》能够最大程度上观照当下中国乡村的种种是与非,在当今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的背景下,在中国匆匆的城镇化脚步下,显然已摆脱了个体表达的范畴。虽人生轨迹不同,却有太多的人如同焦波,身在城市,心留乡愁。

然而,当乡愁在当今中国已不再是迁客骚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个人情绪,而成为数亿城市新移民共通的情感归宿时,乡愁就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情绪。但是,“跳出农门的新城市居民,所谓的乡愁不过是乡村之美的具象体现,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知了、蝎子、小鸟、刺猬也是城里人心目中想象的世外桃源式生活,这是身处城市的人在巨大生活压力下对乡村想象式情怀。”焦波说。

真实的乡村生活,有人已经回不去了,或者说没有勇气回去了。如此说来,这乡愁就是奢侈的或者是尴尬的,是在洁净的楼宇间用来咀嚼的一种情绪。

母亲去世前,跟焦波有一段对话。“当时父亲走了以后,她觉得很孤单,觉得身边应该有个孩子。所以她就说,你是不是在城里面还存了俩钱?如果有两千三千,你回来吧,在家就行。我说在家又怎么办?我不照相了,干什么?她说你回来种地,怎么还不够吃的?她就觉得这个土地应该是我们的家,应该是你永久依赖的一个地方。”

“所以她又问我,你说照相好还是种地好?当时问得我很心酸,我说你说怎么好呢?她想了想说,还是照相省劲儿。她就为了孩子能够干省劲儿的活,宁愿在家守着孤独。”

这是十多年前的对话,“现在我想,如果当时我有现在这个想法,肯定要回去。在北京再荣华富贵,地位再显要,这里都不应该属于我。我要回去陪她,陪在老人的跟前。”

现在的焦波有什么想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家也越来越多地占据心头。希望老了以后,能重新回到出生的那块土地上。利用自己的能力,为家乡做点事情。”

焦波在老家租了1000亩荒山,“投了几十万,如果不投在上面,那个山始终是荒芜的。但是我投进去,也拿不到短期利益。上面种的是银杏树,属于‘爷爷栽树孙子乘凉’的那种。等银杏长大产生效益的时候,可能我早已不在了。但那片山和那些树会最终留下来。”

焦波事业的成就既来自于乡村的滋养,又有城市提供的平台,那么城市之于焦波意味着什么,乡村又意味着什么?

焦波说:“村庄是根,是生活的源泉,也是我创作的源泉。城市是我成功的一个阶梯,也可以说是一个舞台。但我的意思不是说利用城市的舞台来换取城里人对乡村的猎奇。”

焦波表现的始终是一种农民的信念:尽管现在还不够富裕,但是在富裕的路上一直追求的信念。甚至包含着他的无奈和痛苦,在无奈和痛苦中依然坚持和隐忍,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执著,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身上最值得歌颂和敬佩的精神,也是在当下焦虑社会中所缺乏的精神属性。

还会拍摄吗?还会把镜头对向土地吗?

“以后有机会创作,一定是农村题材。因为,无论身在城市还是乡村,中国农民身上的这种精神,恰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于我个人而言,身在城市,心却一直驻守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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