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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焕松 】打破民俗摄影界别的局限

日期:2018-05-18 10:51   来源:全球摄影网   作者:蔡焕松   责编:王胜结   阅读:4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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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汕头澄海。观看潮剧的村民。

全民摄影背景下的民俗摄影貌似繁荣,其实问题多多,而且迫在眉睫。

数码摄影技术的出现拆低了摄影的入门门槛,随着智能手机的摄影功能越来越强大,我们好像一下子进入了全民摄影时代,所以就有人据此盲目乐观地认为,反正无论什么民俗事象,都会有人跟着拍照记录,因此现在民俗摄影根本不是个问题,民俗事象的影像记录根本不用担心。

2008年2月,汕头澄海。拜祭的妇女。 

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我认为这恰恰是一种“细思恐极”的现象。我认为在全民摄影的当下,更要冷静地看待民俗摄影的所谓繁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全民记录式的民俗摄影的繁荣假象更为堪忧;说严重点,它所导致的伪民俗影像泛滥的负面效果,甚至给后人研究民俗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假如我们能在全民摄影的热潮中冷静下来分析,不难看到民俗摄影面临的毁灭性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真民俗失传。传统民俗一般保留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随着不可抗拒的现代社会发展进程,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迅猛发展,许多宝贵的优秀民俗文化遗产正日益淡化和消亡。因此,抢救性记录成为摄影人迫在眉睫的重要使命。

伪民俗泛滥。各地为了发展旅游业吸引游客,产生了大量远离真正民俗事象的纯表演性质的民俗活动,混淆了摄影人对民俗事象的真伪判断。

2012年1月,潮州铁铺坑巷村。神轿经过村民设置的一个临时神坛前(闹热这天,各处都可见村民设置的神坛

摄影界“自毁长城”。根据当前摄影队伍的现状,我把中国摄影人分为三类: 

第一类我称之为“农夫山泉”派,就像农夫山泉的广告一样,只是把大自然搬回家,所以他们走到哪里看到什么就拍什么拿回家罢了。

第二类我称之为“广场大妈”派,就是跟着别人走,人家拍什么我拍什么,管它真民俗还是假民俗,甚至为附庸风雅证明自己也是个摄影家,穿着马甲、背着三脚架,长枪短炮地几十个人围着一个表演的人,任意摆布,随心所欲地造假。

第三类人是苦行僧,为了留下一部具有文献意义的民俗事象影像文本,某一民俗事象长期跟踪、深入记录。只有这种苦行僧精神才能把民俗摄影搞得好。当然前两种摄影人若纯粹为了自娱自乐、快乐摄影,我们也无权指责。但可怕的是,恰恰我们有的地方或机构在有组织地去做前两种性质的摄影活动,而且还要以民俗摄影的名义,这就不仅仅是给民俗摄影注水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冲击民俗摄影的根本存在了。这两种摄影产生的海量的影像垃圾,铺天盖地地充斥我们的视野,包括网络空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稀释、冲淡了现存的并不多的真正的民俗摄影,而且,给后人研究民俗预设了分辨剥离的障碍和难度。

2012年1月,潮州涸溪镇。拿着灯笼的男孩。

城乡一体化进程对推进经济、改善生活当然是好事,但为了推动经济促进旅游而一哄而上开发出很多的伪民俗,再加上这些附庸风雅的“广场大妈”和“农夫山泉”的合力,就像一场声势浩大的影像灾难一样覆盖着中国的民俗摄影。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如何做好真正的民俗摄影?

2012年1月,潮州枫洋村。提着礼品前往神庙拜祭的村民。

我有四点建议:

       1.从我做起,先拍好自己故乡事、身边事。

很感谢这次中国凤凰民俗摄影双年展对我和我的团队所拍摄和呈现的潮汕民俗摄影专题给予很高的评价和鼓励,事实上我们就是掌握一个原则,那就是题材切口小、挖得深,不去跟人家赶潮流,从身边做起,认认真真深入地拍下去。作为一个摄影人也好,摄影家也好,假如你没办法用你的影像为生你养你的土地留下一个具有文献意义的影像文本,你是愧当一个摄影家的。每个人都先好好地拍好自己身边的东西,因为这些你最了解,你有责任,也有可能拍好它。我有一个切身体会。2012年我跟玛格南图片社的日本摄影家久保田博二在潮汕进行了一场10天的“PK”,最后他自己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他没有赢我。其实原因很简单,他虽然是摄影高手,但是对潮汕民俗文化不熟悉,他不一定“PK”得过本土的摄影家。这就是一个如何深入学习了解研究民俗文化才能拍好民俗摄影的问题。

2012年2月,潮州彩塘华美乡。村民在装扮大猪。

2012年2月,潮州彩塘华美乡。临时搭建的棚子摆满了宰杀好的大猪。

2.创造一个融合“民俗”、“摄影”和“出版”的资源整合平台。

       人的左脑可称为“学术脑”,是理性的、逻辑的、抽象的;右脑可称为“艺术脑”,是感性的、形象的。摄影家主要是擅长形象思维,是用右脑来思考的;民俗学者主要是抽象思维,是用左脑来思考的。山峰越高山谷越深,每个人某方面越是出息,往往相对的另一方面就越是缺乏。越是有作为的摄影家,往往越走偏门,他们往往文字编辑能力较弱就是缺乏逻辑思维的一个例证。同样,很多民俗方面的专家学者又往往缺乏形象思维,拍摄的民俗事象因影像不是太到位而影响呈现和学术价值。因此,民俗摄影要想有好的大的发展,势必“民俗”、“摄影”两方面都强才行。而现实是,既是民俗学者又是摄影家的人不多,既是摄影家又是合格的民俗学者的人也不多。这就要求我们要整合这两方面的资源。具体到可操作的层面,就是需要有一个机构来整合这些资源,让双方互相培训、互相补足,达成有效合作。

       我一直呼吁,我们中国的摄影人已经太多了,但是中国的摄影界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学者意味的摄影师,中国的摄影才有希望,只有这么做中国的民俗摄影才有传承,只有这么做我们每个摄影人,包括民俗专家才能不愧对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宝贝。

       我希望我们中国能产生这样一个社会团体也好,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也好,打造一个适合民俗摄影发展的资源整合的话语平台,来做好摄影师、民俗学者两者之间,甚至包括之后的出版在内的三者之间的资源整合与共享,形成一种合力,以促进民俗影像文献记录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促进民俗摄影的发展,同时也是促进民俗文化研究本身的发展,从而把我们中国的优秀民俗传统通过影像传承下去,传播开来。

2012年2月,揭阳普宁。一位男孩在鞭炮灰里找到一个没有被燃烧的鞭炮并点燃起来。

3.建立一套合理的激励奖励机制。

       我们经常感叹甚至歌颂一些摄影苦行僧有多伟大,可是现实中他得到了什么呢?十几万元的照相机,走了那么多艰难的路,辛辛苦苦拍了那么多年的片,偶然拿某一张片出来参加了个什么比赛,拿个荣誉和千把块钱回到家。回去还是“遭殃”,一帮兄弟们要请喝酒,稿酬还不够请客。这就是摄影界的现实。

民俗摄影是个很大的范畴,从事民俗摄影的人并不是少,而是太多太多,基数很大,关键是怎么引导。我们不能只批评摄影人急功近利、没人愿意长期跟踪拍摄,这是表面现象,我们应该反思更深层的问题,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建立一套合理的激励机制,让摄影人愿意、能够沉下心来,也觉得这样做值得。当然,我所谓的激励奖励机制,绝不是现有的一些含金量让人质疑的这奖那赛。

2012年2月,揭阳普宁溪东村。归乡的游子在拜祭。

4.建议摄影人关注城市民俗这种新的民俗生态。

       一方面,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进程,造成了传统民俗的消亡;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民俗逐渐成为正在生成中的民俗样态。不要把眼光都盯着农村传统民俗。城市民俗是新的民俗生态系统的基础,目前尚处于萌芽期,因为稚嫩,更显珍贵,有眼光的摄影人一定要抓住,要有意识地去关注、记录和研究,否则稍纵即逝,过期不候。

2012年2月,潮州枫洋。游神队伍里打鼓的女孩。

2012年2月,潮州枫洋村。

2012年2月,揭阳普宁溪东村。几个参加跳火墩的孩子前往集合。

2012年2月,揭阳普宁下架山镇。一位长辈带着几个孩子前往神庙。

2012年2月,揭阳普宁下架山镇。

2013年2月,揭阳惠来。打扮成古装人物的游神队伍行进在村道上。

2013年2月,揭阳惠来。按照例俗,神轿要游遍每一个“神前”,抬轿子的青年们正把神明从一个“神前”抬出。

2013年2月,揭阳普宁。两部从香港开回来的法拉利停在经过装扮的民居前。

2014年1月,潮州饶平高塘镇。年轻人把神轿高高抛起,再稳稳接住。

2014年1月,潮州饶平黄岗镇龙眼城村。女孩们在练习潮乐演奏。

2014年2月,潮州龙湖鹳巢乡。几位乡里老大前往神庙。

2014年2月,潮州龙湖鹳巢乡。参加布马舞表演和民乐合奏的女孩。

2014年2月,揭阳普宁。另一种广场舞——鳌鱼舞正在进行中。

2014年2月,潮州磷溪溪口村。村民站立村道两旁恭送神轿经过。

2014年2月,揭阳官硕。每年正月十七、十八日,官硕各乡游灯,参加游灯的千人队伍扎红巾,腰缠红带,身穿紧身裤,打着脚带,手提用竹筛编成的火把,敲锣打鼓,汇集到神堂前。

2014年2月,潮州江东独树村。

2014年2月,揭阳渔湖。从窗户往外观看游神活动的孩子。

2014年2月,潮州江东独树村。游神活动的高潮“格庵”场面,青年们抬着主管财富的神明在努力挤进庵门。

2016年2月,潮州等待游神的乡绅与神仙。

2016年2月,澄海盐灶。游神活动正在激烈进行。(在潮汕,游神分为“文营”和“舞营”:“文营”把神明抬上神轿,全乡巡游;“舞营”有抢、斗、抛等动作。盐灶的游神是舞营的代表,整个过程双方可以推打对方,以哪方先冲出界线为嬴家,整个过程激烈勇猛

2016年2月,汕头澄海盐鸿镇。回乡过年的女孩。

2017年2月,汕头濠江区风岗村。正在举行拜祭仪式。

2017年2月,汕头濠江凤岗村。正月十七上午,每年都会选一个“吉时”,村民争献“头炷香”;传说头炷香能带来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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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眼出废片  于 2018-09-16 09:43 发布回复
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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