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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星:新闻摄影的双重剪影(一)

日期:2017-03-23 09:33   来源:全球摄影网   作者:陈卫星   责编:韩俊霞   阅读:1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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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卫星,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传播与社会理论、国际传播、媒介文化。代表性论著:《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传播的名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传播的表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译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2005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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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的政治属性和专业属性的关系是半个世纪来反复呈现的议题,《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的作者在《自序》中对此的解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职业伦理的政治反思,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专业文化的史学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期激烈争辩过的问题是如此深刻地影响、规定着今天的行业话题、从业规划甚至人情世故。这些遥远的争吵感叹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穿越时空,成为今日仍时时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最初的争论是那样的真诚、惊心动魄乃至冷酷无情,其遗产越过新闻摄影行业,成为中国大陆整个摄影界,乃至整个国家影像文化生态的主导部分。”如此令人一唱三叹的感想来自于全书的五章或者说五个板块:“风声水起”是关于新闻摄影中的“组织加工”与“摆布”的讨论如何上纲上线,“左叶事件”是1957年新闻摄影界意识到组织意识高于职业意识的分水岭,“跃进中”的图片作业终于让视觉形象成为政治物 理学 的装置,“叛逆者失踪”过程中的论辩回合给新闻摄影的专业主义划上休止符,“浮云望眼”中对外国摄影文化的参照不过是按照国际政治的氛围不时调焦的手段。

纵观而言,这本书讨论了中国当代新闻摄影史上的两个重要议题,一是新闻摄影的传播属性之争,二是新闻摄影的传播者是否有过自觉或不自觉的专业主义意识。

新闻摄影的政治身份  

作为传播的产物,照片的传播效果不仅仅是图像的可靠,更牵涉到图像与图像之外的社会关系。根据作者的考察,“新闻摄影”的概念从1949年以后“经历了一个新的形成、修正期,并且逐渐被赋予了诸多特殊内容的过程。”从1953年起,关于新闻摄影的“摆布”、“组织安排”、“虚构”、“造假”等问题就在新华社内展开讨论。

对问题的讨论一开始是图像的真实性。引发真实性的案例有大有小,从1956年北海公园儿童车事件,到包兰铁路昆都仑河大桥,还有一汽工厂的摄影报道。如果不考虑新华社关于“组织新闻,参与事实”的讨论背景,每个事件里当事人对自己的解释都是成立的。如果把这些事件放在一个传播效果优先的前提下,当事人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但是,1956年初夏发生的这些事件和讨论逐步显现出命题本身的复杂性,逐渐拉开中央和地方、官方和个人、政治和业务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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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中提供的信息来看,最初的讨论在专业范围内是可以成立的。讨论的延伸涉及到新闻真实性如何在新闻摄影中存在,“虚构和摆布”与“正确的组织加工”其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组织加工”这个词被修饰,增加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其操作的实质是将比虚构与摆布外延范围更大的组织加工收归己有:正确的组织加工,才是被许可的。而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组织加工,几乎找不到准确的说明。1956年3月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编委会的“决定”中提出的令人左右为难的要求:“作为一个好记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去发掘,去观察,而尽量不依赖组织加工……而如果需要组织加工,应该提倡事先组织,尽量避免现场组织。”事实上,在当时不管是反对还是赞成,或者是在两者之间游离,最终俘获人心的工作方式还是彼此“心照不宣”这样一种现实。

当然,亦有人提出“新闻摄影创作方法的根本特点,不是什么‘组织加工’和‘摆布’,而是选择”。最能体现新闻摄影特征的,是时事政治新闻的采访。的确,在重大外事场合,摄影记者不可能进行现场调度。这里起作用的是被拍摄对象本身的传播价值,比如书中提及的“毛泽东特例”。所有关于毛泽东和青年在一起、毛泽东看世界地图、毛泽东打乒乓球等照片,没有人提出异议。之所以没有异议,根本原因还是被拍摄对象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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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新闻摄影史上,1956年无疑是一个最具复杂性的分水岭或转折点。初春时节,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促使少数中国新闻摄影人开始反思。有人公开提问:“我们许多图片由于‘组织加工’而太呆板,不 自然 ,严重地影响图片质量。这些图片在国内外,特别是国外不受欢迎,有些外国人曾说我们的许多图片是‘摆’出来的,说我们的记者是导演。本来图片宣传就因为是真实的、形象的宣传而吸引人,现在被人看作是‘摆’出来的,那么它的力量又在哪里呢?”“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的话题显然有一种 历史 性和主体性合谋的冲动。

“真实”与客观事物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关键词,而且还是贯穿在1956-1959年乃至更长时期摄影界争论的主题。书中提供的拍摄往事把排演和参与置于摄影师与事实的关系之间。在平面影像的生产过程中,人与被拍摄内容的关系成为讨论的焦点,所显示的意义既有真实性的影响,也包括相关联的权力角逐。作者在书中指出:“答辩与对话总是一定语境下的表述。争辩的双方虽以不同乃至对立的方式建构对自身有利的‘现实’,但他们又拥有共同的对话前提。在公开的文本背后,还会有许多外人难以得知的人情世故,难以猜度的世态人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讨论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界定摄影的专业主义创作法则,而更多是确立一种摄影的政治意识形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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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当时的新闻摄影界对“真实”的讨论,作者提供的史料无意间展示了当年新闻摄影工作所预设的操作模式。这涉及到沙飞开创的摄影宣传范式,即根据政治需要进行摆拍。沙飞的作品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革命史的影像叙事的主要部分。在书中所关注的各个讨论过程中,不时插入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当年沙飞的亲密战友——有权威性和有份量的指示和评判。但是,“在他的发言中,没有把‘宣传照片’与‘新闻照片’的概念区分开来。历史地看,许多时候,‘新闻照片’与‘宣传照片’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在随后的“大跃进”年代,“棉花姑娘”的剪辑和“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的装置终于成为那个年代的影像记忆的霸权模式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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